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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真的缺乏“創新精神”嗎?

日期:2019-06-27 瀏覽:20評論:0
核心提示:近些年來,“創新”恐怕是中國人最常聽到的“大詞”之一,在社會的不同角落,都在談“創新”,而中國人是否缺乏“創新精神”,也

近些年來,“創新”恐怕是中國人最常聽到的“大詞”之一,在社會的不同角落,都在談“創新”,而中國人是否缺乏“創新精神”,也是人們爭論和焦慮的中心。客觀地說,這并不只是空喊口號的無用功,至少從多項指標來衡量,中國確實在進步:由美國康奈爾大學等機構評估、發布的“全球創新指數”,2015年中國排名第29,但去年已飆升至第17,在排名前30的國家里上升速度首屈一指,甚至超過了以色列(從第22升至第11)



這主要得益于這些年來中國對科研經費和人才培養的大力投入,這使得中國的科技論文數量已連續十年排名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不過,科技創新比較容易被量化評估,但在管理、藝術、文化等方面的創新卻更深入社會肌理,推動創新也更難——事實上,當下中國社會的種種思維定勢仍然在阻礙著人們充分發揮出自己的創造性,十四億人的大腦仍有無窮的潛力未能善盡其用。


倒逼出來的創新


中國社會的創新有一個問題:其驅動力似乎往往源自外部。如果問問人為何創新,得到的答復多是:競爭激烈,生存所迫;制度環境如此,不挖空心思創新甚至申不到項目經費;如今什么都得談創新,這總比固守不變要安全。當然,很多人創新是為了獲致物質上的成功,但那最終也是指向外部的成功——很少聽到有人和我說過,那是因為他從中得到樂趣。總體上給人的感覺是:中國社會的“創新”就像以前說的“進步”一樣,是一股不可抗拒將人裹挾在其中的力量,它給人施加巨大的壓力,這并非自由選擇、讓人從中感到自發樂趣、并自行承擔風險、最終獲得回報的事物,人們考慮的重點往往也不是“創新能給人帶來什么”,而是它“能給我帶來什么”。


也就是說,這是一種“倒逼出來的創新”——因為面臨的壓力如此之大,只有創新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這隨之帶來兩個揮之不去的特性,一是強烈的目的性,二是高度的緊迫感,而這都可歸結于一種“追趕”的心態。中國近些年突飛猛進的勢頭與此密切相關,但也正因為這樣,又帶來尚未引起足夠重視的副作用。


由于創新本身是一種達到特定目的的手段,那么,之所以鼓勵創新,是因為“創新帶來的好處”,而不是真正喜歡創新本身。換言之,人們不是享受創新本身,而是看到了創新的功利性結果。這就跟讀書一樣,鼓勵讀書,是因為看到高學歷能帶來的名利地位,但不是喜歡讀書本身。在現實中,不難發現很多中國人都帶有強烈的主觀愿望思維(wishful thinking),其行為、決策,都隱含著對未來的判斷,越重大的越是如此,所有的創新、變化、折騰,歸根結底都要有助于這個特定目的的實現。國內的很多論文也隱藏著這樣的思維,往往太想推求結論,以致前面案例堆砌后面判斷武斷,缺乏中間的推導與思維邏輯。


這其實與其說是現代理念中的“創新”(innovation),倒不如說更多源自中國傳統文化心理。源于近代西方的“創新”對應的是一種指向未來的線性時間觀,強調的是打破既有的框框,無從生有創造新事物;但中國傳統的變革,卻是一種“權變”。


歷史學家陳蘇鎮在《<春秋>與“漢道”》一書中解釋得明白:“《公羊》家所謂‘權變’強調的是手段的靈活性,也就是說為了達到‘義’或‘善’的目的,在不同情形下可以采取不同的行為方式。這叫作‘量勢立權,因事制義’。”這種“權變”強調的是手段的靈活性,但既有目的、框架都是不能改變的,甚至正是因為目的不能改變,手段才格外需要靈活務實,發揮你的創造力,無論找到什么辦法,只要能達成目的即可。



這種“權變”可以讓中國人飛快地適應情況的新變化,因為任何辦法都可以嘗試;但另一面,這些新辦法卻又都是一時的權宜之計,隨時可能消亡。這種靈活性的權變,與“創新求變”顯然是似是而非的兩回事,因為其根本目的不在“創新”本身,而是因為不靈活變通就無法達成目的,最終就是現實生活中我們常常見到的,制度在執行過程中被扭曲了。其結果,中國社會在劇烈變化時期給人的感覺就像是一個“不斷形成中”(becoming)的狀況。


由于急于實現目標,一個新辦法如果不能很快證明自己奏效,那很快就會被棄置一旁,另換一個。這種浮躁的心態在商業領域尤為常見,人們追求的往往是獲利周期短、賺錢更快的項目。這帶來一種“假創新”:號稱“創新”,但其實只是急于自樹新見,而缺乏與學術共同體的對話,有時不惜剽竊抄襲,甚至在遭遇質疑后仍各執己見。這在短期內非常熱鬧,但卻眼花繚亂地不斷更換,缺乏沉淀,沒能留下持續的成果。



這其中倒也有一個優點,那就是創新的推廣速度極快。像摩拜單車的模式,其實在日本出現得更早,但多年下來也未推廣,在中國卻在極短時間里就成燎原之勢。有時這甚至給人感覺是逼迫人們去體驗新的,迅速淘汰舊的,上海的一些地鐵站在安裝自動充值的機器后,很快就取消了人工充值,以至于一些不會使用的老人要么被迫學會,要么只能求年輕人幫忙。肯德基在國內市場上的“強制驅逐式自助點餐”也可歸入這一類。在這一點上,又一次體現出中國式創新社會急驟的特點,似乎創新的目的不是為了給人更好的體驗,而是迫使你跟上步伐。喬布斯曾說過,創新的順序應該是“先想好如何滿足用戶的需求,其它的都會隨之而來”;那國內很多企業的想法則似乎是:“先搞出一個創新,然后立刻大規模推廣,軟硬兼施讓越來越多的人使用,至于這是不是真的改善了用戶體驗,則不是重點。”


在急切趕超的心態下,常常還導致不計代價地短期投入。這不僅是在工程、科研上,甚至人文學術也不例外。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1980年代初成立時,鄧廣銘等各位前輩就共同制定了一項方針:“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成果,快出成果。”一切都要“快”,如果是重大項目,還需要所謂“集中攻關”。問題在于,別說是人文,就算是科研、商業領域,很多事也不能太看短期的KPI,不能要求每年都比上一年增長30%,有時甚至需要很長的沉默期。


至少在文化創意領域,“集中攻關”不能帶來有個性的原創,因為“攻關”本身就意味著實現“攻克”這個目標,但真正的原創,起初往往是漫無目的的,源于人性的好奇。用導彈之父布勞恩的話說:“基礎研究就是:當我在做的時候,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華為CEO任正非曾說,他們在俄羅斯聘用了一個科學家,到公司十來年天天玩電腦,“管研究的人去看他,打一個招呼就完了。我給他發院士牌時,他‘嗯、嗯、嗯’就完了。他不善于打交道,十幾年干什么不知道,之后突然告訴我,把2G到3G突破了,馬上上海進行實驗,我們就證明了,無線電上領先愛立信,然后大規模占領歐洲,用了4G、5G。”他總結說:“我們現在很厲害,與這個小伙子的突破有關。”



真正的創新往往都是這樣,人們只是沉浸在其中,“想把它做出來”,但這個新事物究竟是什么樣、做出來之后能有什么用處,都是未知的。事實上,歷史上的很多新發明,起初都只有一些乍看最沒用的用途(有人譏諷最早的電話只是讓人多說了廢話),甚至根本不清楚有什么用,又或者,新事物乍看還沒有原有的東西好——火車最初還不如馬車跑得快。此外,常有的一幕是:創新在無意中涌現,諸如微波爐、不粘鍋、心臟起搏器等,都是意外的產物,最有名的大概是輝瑞公司原本研發心臟病藥,結果卻無意中得到了“偉哥”。因此,在這個過程中,好奇心、對不確定性保持樂觀,都是不可或缺的品質。


真正的學術創新源于一種內在驅動的求知欲,正如日本學者栗山茂久所強調的,這會讓人不斷鞭策來自我突破:“一個成熟的學者一旦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套路,他的學術惰性也就出現了。這種學術惰性就限制了他的學術創新能力。而要有所超越,必須意識到這種學術惰性的存在。”這種品質在國內之所以匱乏,恰是因為很多人的目的不在求知本身,而是學術帶來的名利、資源等,所以創新對他們來說是手段而非目的本身,既然已經功成名就、目的達成,為何還要努力刷新自我?


當然,肯定會有人說:難道創新就不用看績效嗎?當然需要看,現代的創新早已不只是個人玩得開心而已,尤其是重大突破,往往都需要密集資金投入和團隊合作,也不可能漫無邊際,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創新本身需要相當大的自主性,甚至一定程度的“失控”。目標太明確的人,也許能很快實現目標,但他卻很難超越目標,收獲意外。更重要的是,如果一個人的創造力僅僅源于外在壓力,而非由內在驅動,那么他很可能會疲于應對外界瞬息萬變的情況,甚至茫無所從,難以長期專注于一點,但在創造性活動中,“長期專注”可能比什么都重要,因為越來越多的突破都來自于對前沿領域長久的深入了解。



更重要的是,以前還可以說“需求帶來創新”,但現在則往往更多的是“創新帶來需求”——所以喬布斯曾說他不需要市場調研,因為如果問馬車時代的消費者,他們只會說想要更快的馬車,而想不出汽車是什么樣;在這種情況下,你只有創造出來,人們才知道自己需要。這凸顯出一個真諦:到了最前沿,創新是不能靠外力推動的,而只能依靠內在驅動的創造力。


創新即是變革


以往的很多討論,似乎都以為創新是某個天才的想法,又或者是投入產出的問題,但實際上,這意味著社會形態和思維方式脫胎換骨的變革。作為一種社會活動,它不是一個概率問題,而是一個制度問題。毫無疑問,十四億人中并不缺乏創新的人才,但創新并不會從人群中自然誕生,因為某種程度上,它就像嬌貴的珍稀動物,只在最適宜自己生長的特定環境下才能有蓬勃生機。沒有一定的制度保障,零散的資本、人才、想法就很難聚攏成一個豐富復雜的生態,并最終達到催生創造性突破的臨界規模。


在《發現的時代:21世紀風險指南》一書中,著重指出了一點:單憑偉大而專注的頭腦不足以造成創造性突破,否則西歐文明絕無可能在1450-1550年間超越中國。個體天才的數量在不同社會的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大體并無差異,因此明代中國原本聰明頭腦幾乎是西歐的兩倍,還搶占了技術上的先機,但歐洲的靠的是“集體天才”(collective genius),也就是說,當時西歐社會活躍的公共空間提供了充分的交流互動,使不同的頭腦致力于同樣的問題,并激發出原創性觀點。基于此,該書提出集體天才的三大條件:思想流動的速度、種類和豐富程度的暴漲;對思想交流的參與性;以及私人和社會對冒險行為的慷慨激勵和回報。如果創新得不到鼓勵和回報,那它很容易熄滅。


哥白尼像


社會的大規模創新本身就需要持續不斷的思維更新和大量投入,因而卡倫·阿姆斯特朗曾說:“在所有的前現代社會中(包括農業時期的歐洲),教育是設計成用來阻止個人的創新和好奇,因為對于一個沒有能力吸收或運用新鮮觀念的社會,創新只會破壞社會安定。”在這樣的社會里,新思想就是異端,“創新”和“瀆神”幾乎是同義詞。歷史學家馬歇爾·哈濟生提煉出傳統社會抑制改變的兩個原因:“新風格在被接受之初通常都相當粗野,以及特別在以農耕為基礎的經濟當中,容許實驗性作法的空間相當狹小。在某些情形下,這兩個理由都能造成文化發展的嚴重阻礙。”簡單來說,“新”不必然“好”,因此要給它可以存活的空間,特別是容許試錯、不斷改進。


這當然是顯而易見的,但落到現實中,卻不見得能被人廣為接受。創新本身就意味著異端,尤其是藝術上的創新,幾乎就是靠不斷挑戰主流、否定自我來獲得前進的,這種“創造性破壞”也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基本內在動力。但在一個把差異視為偏離、錯誤和低劣的社會里,創新的處境是很艱難的;既要符合主流、又要創新,這可謂中國式的“對立統一”。


阻礙中國人創新的另一個巨大束縛是“怕犯錯”,這可能是社會普遍心態的產物。一個新的想法當然不必然是對的,但中國人的潛意識里似乎總期望“新”的得是“對”的,如果它挑戰了常理或確實被驗證為錯的,那么提出這個創新的人就要倒霉了,輕則遭遇譏諷,重則以此作為衡量他水平的標尺,以至于他此前的成績都不重要了,常說的一句就是“他連某某都犯錯,水平如何就可想而知了”。但人畢竟不是神,就算出錯也沒什么,何妨拿出來討論下?實際上,對新事物的擔憂、嘲諷、打擊,是每個社會中抵制創新時最常有的表現。


正因此,社會學家詹姆斯·斯科特發現,“那些掙扎在貧困邊緣的人經常成為不需要太多資本的主動創新者。這也并不奇怪,如果貧困人口現在的實踐都是失敗的,那么賭一把往往是有意義的。”(《國家的視角》)這就像晚清時中國出現了各種新思潮,因為反正情況已經不能再壞了,那么任何新嘗試都不妨拿來試試,興許其中就有哪個能奏效。如果說在一個多元的的組織和社會中,創新的機會比較多,那恐怕正是因為在這樣的組織結構里,新觀念存活的機會較高。



如今,中國人都清楚創新是社會進步的主要驅動力,它因而被廣泛視為一件“好事”。不過,人們在有意無意中仍然為它設下了種種限制,與此同時又不切實際地期望一個創新的“點子”就能帶來神奇的效果。然而,現代的創新早已不是零散自發的“靈感”,它需要的是制度化的保障。這又引發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只有創新才能推動社會發展,這意味著鼓勵能夠有效探索新知識的人才,為此全新的社會組織就要將創新加以制度化:提供知識產權保護、鼓勵創業和試驗、放開競爭,總之,創造一個有助于激發個人主動性的環境。


現代精神的核心是創新、是冒險、是自發,缺乏這些的社會必然會落伍。給時代創新者的創新予以有保障的回報,才能充分發揮出他們的能動性。


歷史也表明,保守的態度并不一定排除創新:像火車在英國出現時,社會各階層都曾反對“魔鬼一樣的火車頭”;關鍵點在于:如果反對的聲音并不是扼殺創新,那么這種憂慮也是合理甚至健康的,因為缺乏制衡的創新確實有可能帶來毀滅性的后果,正確的做法或許是“摸著石頭過河”。


兩百年前,托克維爾在深入觀察美國后曾說,美國社會存在某些潛在致命缺陷,其中最明顯的是有變化而無發展,這阻礙了創新,無力將變化轉變為進步。這話出自公認最了解早期美國的學者之口,在如今看來真是令人難以置信,但考慮到當時的美國還主要是一個農業國家,這也可以理解。這告訴我們:任何一個國家的創新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但只有在這個社會的制度保障、思維變革到位之后,一個真正的“創新型社會”才會隨之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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